在圣方济各·亚西西的瞻礼日，教宗方济各颁布了他牧职期间的第三道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通谕》以兄弟关系和社会友情为内容，共八章，贯穿其中的就是呼吁全人类认识并活出普世的兄弟情谊。《通谕》一开始就考虑了甚么因素阻碍了人类发展普世的兄弟情谊，接着表示希望通过善良人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和平与统一。

面对当今的社交距离、分化、种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孤立主义，教宗提醒我们必须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不管他们是远在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咫尺。因应人类被呼吁去追求普世的兄弟情谊，我们可以引用“基督的福音”经 叙利亚 (Syria) 传入中国的这段历史旅程作为例证去说明该呼吁。

中国的艰苦之路

东方教会叙利亚传教士，若要更准确地说，应是景教（“发光的宗教”或“光的宗教”）的传教士，他们于中国唐朝年间（公元618至907年）在基督宗教发展史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叙利亚传教士跟随商人和商队由地中海出发前往长安（现今西安），路程长达6,000多公里，途中要面对的疲惫、挑战和困难，他们都能一一克服。

这项漫长的任务始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老的商道枢纽，数百年来对于连接东西方的亚洲大陆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沿线城市从贸易中取得权力和财富，其发展大大促进了基碍建设的兴建、商品的交易，同时也有助确保旅者在艰辛路途上的人身安全。

多个城市成为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当中结集了不同族裔和文化背景的人士。而宗教中心的发展同样受惠于政治制度的支持、八世纪的技术发展、以及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士所传播的艺术风格、语言、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

福音在宗教和商人间传扬

丝绸之路使人联想到从事异域货品交易的地方和城镇，以及那些奇珍异宝如金、银、宝石、玻璃和石棉。然而，这联想仅局限于贸易，忽略了这条丝路，除了作为商道枢纽外，也是宗教思想和各种不同信念的传播管道。

各信仰团体长期互动、共存、竞争以及相互影响。这些信仰团体包括源于古代中国、中东、中亚的本土传统、活跃于区内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ism)、犹太教 (Judaism)、佛教、摩尼教 (Manichaeism)，伊斯兰教和景教（基督宗教）、以及传遍于中亚的不同游牧民族的萨满教和泛灵论的传统。

在整个旅程中，叙利亚传教士接触到来自中亚不同地区的贸易商人，“基督的福音”也因此能沿着不同的商道，在各城市间，又或更确切地说在各“市场”间获得分享和传扬。

基督宗教蓬勃发展

基督宗教的传播从地理上而言以耶路撒冷作为起点，向安提阿 (Antioch) 和厄特色 (Edessa) 发展，然后再向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扩展。正如詹金斯・菲利普 (Philip Jenkins) 在其著作《失落的基督宗教史》中这样说：西方历史学家较为熟悉罗马帝国的教会，然而“东方城市如安提阿、厄特色和尼西比斯则是基督宗教的荣光”。

作为蓬勃发展的例证，我们回想到六世纪中叶亚洲各地已设有大主教，而邻近泰西封 (Ctesiphon) 的科赫 (Kokhe) 也设有为数不少于五位的独立主教，可见其福传规模之大。撒马尔罕 (Samarkand) 和布哈拉 (Bukhara) （位于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基督宗教传入美洲的一千年以前已成为基督团体发展兴盛的地方。

七世纪时，东方教会在波斯 (Persia) 及周边地区已设有省和教区，形成一个具规模的网络。自然而言，在地理上说，东方教会朝向北和东发展。基督宗教传教士将福音传扬给中亚人民：土耳其人、回纥人和粟特胡人；及后，也传扬至蒙古人、鞑靼人和中国人。

深远的传教传统

这些叙利亚传教士所属的东方教会传统，是在伟大的神学家，例如：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 (Theodore of Mopsuestia)、塔尔索的狄奥多 (Diodore of Tarsus) 和君士坦丁堡的聂斯脱里 (Nestorius of Constantinople) 等人的启发下培育出来，并于厄特色 (Edessa) 神学院和尼西比斯 (Nisibis) 神学院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厄特色是希腊化文化和叙利亚文化的交汇点，翻译就成为该学院学者负责执行的重要项目之一 。两所学院转瞬间成为著名的学习中心，灵修科目是其学习焦点，并以研读圣经为基础。尼西比斯神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神学同时也是传教的神学。尽管因受到政府的监控而需作出种种的妥协，地方教会的使命感没有因此而受到窒碍。东方教会的传教事业随后也有惊人的扩张，究其原因，“极大的传教热忱” 是最令人满意的解释。

基督徒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进入中国

在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丝绸之路的北道上的多处地方，很有可能曾有过基督徒的踪影。在新疆拜城县和阿克苏县以西的库车市, 基督徒也曾留下他们的足迹。然而，最为重要的中心要算是吐鲁番绿洲（新疆省）。

有关基督徒进入中国的最可靠消息最早来自唐朝（公元618至917年）初年。据此，公元635年，东方教会长老加达拉玛尔伊修雅赫布二世（Mar Isho’yahb II of Gdala 公元628至645年）在任期间，教士阿罗本到了长安（今为西安）。

唐太宗在位期间，中国宣称对其西部拥有最高的政府管治权，那里享有稳定和统一的政策。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能超越它的或许只有中东的巴格达。随着财富的增长和城市化的扩展，文学艺术发展兴盛，外交联系和商贸关系维持稳定，而文化和宗教的纽带则延伸到最偏远之地。

从宗教角度而言，唐太宗采用宽容的宗教政策。所谓的三大宗教（儒学、道教和佛教）具有同等份量和影响力，尽管皇室和皇帝本人钟情于道教，这是因为唐朝的皇室与备受尊祟的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有相同的姓氏“李” 。除了这三大宗教以外，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都共存于唐代。这所有宗教派别都获准传扬和共存，但各宗教均受朝廷的特殊行政监控。

史料左证景教的存在

景教于唐代存入中国有史料左证，其中包括西安出土的纪念碑上刻有的文字、敦煌石室（甘肃省）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以及其他有提及基督宗教的唐代官方历史资料。

西安碑刻和敦煌手稿是唐代景教历史资料中的主要和最丰富的来源。西安碑刻提供了景教教义的文献数据，其中除了述及景教如何获得中国朝廷接纳、还记载了它的内部组织、生活模式和传教士的活动。

其他官方数据源分别有公元638年颁布的第一道诏书，以批准传扬基督宗教并在西安兴建圣堂（寺庙）；公元745年颁布第二道诏书，其内容是命令每所波斯修道院易名为大秦寺；公元845年颁布第三道也是最后的一道诏书，藉此宣布所有境内的外来宗教为非法。尽管这诏书首要针对佛教，但最终被强制还俗的有3,000名外国僧侣，当中包括基督宗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僧侣。

这样，本文以简短的篇幅，阐述了一段不同凡响、鲜为西方知晓的历史旅程，让大家知道基督的福音如何沿着丝绸之路由叙利亚传入中国，这都是有赖于东方教会传教士的大胆见证、勇毅楷模、舍弃自我和出色的工作。教宗曾说道：“社会是建立在真诚的对话上，这意味着要尊重他人的观点，但不是以相对的方式为之；而是要尊重我们人类尊严的真理，并且要服从这真理”（207号）。以上历史见证了景教团体成员在中国时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式对话和兄弟情谊；愿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在现今世界中能活出普世的兄弟情谊，并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共融。